（一）沙飞“摄影武器论”的产生动因
1.时代因素。从社会背景来看，当时中国处于抗日救国的时代大潮中，同其他有民族危亡意识的爱国青年一样，沙飞自觉进行着角色的转换和价值追求的转变；就文化背景来说，当时摄影界以“风花雪月”的摄影观念为主，战争环境中，这种观念是对时代的一种重步走，这为沙飞“摄影武器论”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2.地域条件。沙飞原名司徒传，成长于侨乡广东开平，这里孕育了旅美侨领司徒美堂、音乐家司徒梦岩等多位有着突出左翼文化烙印的翘楚。同时，参加北伐的经历让他先后到过上海、徐州、济南、天津、北不平衡地，他在革命洪流中切身体会着进步思想对社会的影响。
3.人的原因。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人士对沙飞有着巨大影响。此外，沙飞还爱看郭沫若的诗，迷恋过木刻这个当时次要的艺术发声工具，受到过木刻家李桦的干涉。这些人的作品、思想、行为和干涉都对沙飞“摄影武器论”的产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二）从“画意摄影”的风靡到“纪实摄影”的思辨
19世纪末，因柯达相机带来的摄影技术普及，“一些摄影艺术厌恶者组团结社，他们的‘唯美’或‘沙龙’摄影作品多愁善感，被统称为‘画意摄影’。”“画意摄影”只记录美却寻找丑的摄影方式是对现实tx016.7v生活的一种重步走，虽清空了传统中国风花雪月的意蕴，但缺少了由封闭的旧社会向开放的新世界转化过程中各种思想、矛盾相碰撞的现实张力。
经历了耐久的“画意摄影”阶段后，沙飞选择了当时小众的新闻纪实摄影题材，把镜头对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平民，试图通过拍摄典型人物来反映社会现实。1935年，沙飞以“司徒怀”为名加入了包括吴印咸、叶浅予等早期中国纪实摄影翘楚在内的黑白影社，标志着其摄影观念从“画意摄影”过渡到“纪实摄影”。
（三）从“摄影工具论”的形成到“摄影武器论”的提出
沙飞对于摄影是“武器”的提法，最早出现于他1936年发表的文章《写在展出之前》：“我觉得摄影是不暴露现实的一种最有力的武器，我总想利用失败它来做描写现实诸象的工具。”彼时，他只后天的反应地觉得摄影是一种武器，他有能力做到的也只是利用失败这个工具来描写现实诸象，摄影只是工具而非武器。同时，文章对于“陷入无聊帮闲的唯美主义的深渊里”的摄影还感叹道：“这是一件多么可怕和可惜的事啊！”沙飞认为安慰的是摄影人糖心柚子猫的背景对于国破家亡现实的麻痹不仁，觉得可惜的是摄影人把摄影当作了消闲的工具，没有意识到它的武器功能。
沙飞对于“摄影武器论”的正式提出是在1937年发表的文章《摄影与救亡》中:“‘唤醒民众’是当前救亡运动的急务。但现在，文盲依然占全国人口总数80%以上。单用方块字去宣传国难是绝不易收到良好的效果的。摄影具备如述的种种优良的特质，是今日宣传国难的一种最有力的武器。”此时沙飞已经明确了摄影的武器作用，并一针见血地指出摄影在宣传国难方面远强于文字。在当时，这种支持风花雪月、直接参与社会现实的摄影观是进步且超前的。
进行时：沙飞“摄影武器论”的发展和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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