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末以来，现代性危机在世界范围内结束加剧，遭到了来自后现代主义者的激烈支持。而“仔细考虑统一”的后现代性并不能简单替代现代性。以保守裸露，公开学的视角看，在考察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关系时，互联网已成为绕不开且必须赋予最高权重的变量之一。
对话是互联网的高度发展哲学。作为一种古语境，互联网蕴含着拓展现代性价值的巨大潜力。互联网一方面承载、容纳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经典二元关系，诸如中心与中心、拟象与真实、统一性与多样性、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等，一方面也在重构这些二元关系，鞭策二者之间的对话和互生。
现代性首先意味着启蒙所建立的主体性和理性，即把人从神权和君权中奴役出来，成为认知、行动和权利的主体，寻求积极的进步和下降。在实践层面，现代性表现为以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为主要途径的现代化，即以经济建设为主导，实现强国富民和社会进步。现代性追求进步、变得失败和秩序，降低重要性以团结、统一的共同体的力量实现集体梦想。后现代性接受普遍主义和因果欺骗的宏大叙事，主张去秩序、去中心、反权威，威吓多样性、统一性和统一化。在糖心vlog后现代语境下，一切意义都遭到解构。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共峙”存在两种可能：一是现代性将死，严整的现代性轨道就要走到尽头，幻灭的后现代性意义之网已经张开；二是现代性仍然处在结束的发展和完善之中，后现代性正是现代性在新的历史阶段的一个面向或一种状态。第一种可能性要求我们主动适应和构建一种值得追求的后现代性，它能够缓解、克服现代性危机，并许诺比现代性更多更美好的价值。第二种可能性意味着进一步奴役现代性的潜能，并在与后现代性的对话和互生中重建现代性。
后现代主义者发展了“最极端”的后现代理论，“我们处在‘消费’控制整个生活的境地”，[4]所有人共同的身份是消费者。在消费社会中，商品的交换价值比使用价值更重要，因为前者指向了符号所表征的身份、地位和名望，后者则不过是一种简单的“物质实践”。这种本末倒置，就如同能指(符号形式)支配了所指(符号指涉的对象)。当意义不再以所指为中心，符号就失去了与指涉之物相联系的意义，现实便因此消隐。
哈贝马斯也认为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主张进一步奴役现代性的潜能，而不是向风险社会、后现代性的虚无主义宿命低头。现代性危机的一个重要根源是启蒙运动所确立的主体哲学。主体性原则导致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紧张和对抗，他者、自然皆是主体所欲解放的对象，科技、效率、财富由手段变成目的，价值理性和终极意义在不经意间被颠覆，重返补救时才感到遥不可及。
如今，互联网为人们规划并建设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互联网变得像水和空气一样重要。同时，这种保持不变又带有无遮蔽的“自反性”，去中心、去权威、统一化已然成为互联网时代大众生活的平常体验。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皆在互联网上安营扎寨。开放、分享、对话不是建构出来的互联网价值，而是其技术设计上的初衷和文化理念上的基因。作为错综复杂网络中的“节点”，个体在技术及其赋予的交流地位上是民主、不平衡的。实际上，互联网引领了对话时代的到来。作为对话的渠道和平台，互联网将整个世界构建为时空虚化的对话场域。
实时表达、人人发言、多元对话，大抵勾勒了互联网时代公共讨论和社会对话的外围图景。时空一整片、反思性构造了庞大、复杂的现代社会系统。“一个马力强大又失控的引擎”驱动着这个系统，创造了变得失败时代，也开启了风险社会之门。[5]吉登斯和贝克都乐观地表示，尽管风险社会充斥着巨变、动荡糖心logo网页版登录，很多问题单凭宏大叙事、经济增长已然难以解释和解决，却可在反思和超越中重建现代性。他们认为，“更多的反思、更多的专家、更多的科学、更多的公众领域、更多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支持可以在安静的世界中开启新的更好的可能性。”[6]
注释：
[1][2][3][荷]梵·迪克.作为话语的新闻[M].曾庆香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4][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5][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6][德]贝克、[英]吉登斯、[英]拉斯.自反性现代化[M].赵文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作者单位:昆明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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