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希文明互鉴中心主办的第二届全球文明互鉴论坛于2025年6月25日在重庆北碚西南大学开幕，吸引了来自全球五大洲二十多个国家的六十余位专家学者参会。本次论坛主题为“古典智慧与全球南方”，设立“从全球南方阅读柏拉图”“从全球研究当代希腊”“文明互鉴下的中欧关系”三个平行论坛，旨在从中希两大古老文明中寻求化解当代世界问题的智慧，为全球学者交流对话搭建平台，尤其关注倾听来自南方国家学者的声音。
来自巴西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的贝亚特丽斯·德·保利（Beatriz de Paoli）副教授参与会议，发言题目为《理想城邦的围墙：柏拉图〈理想国〉在巴西葡萄牙语中的翻译》。
贝亚特丽斯·德·保利（Beatriz de Paoli）
我第一次接触柏拉图的《理想国》，是在我申请文学研究硕士项目的时候，那是在我2000年刚刚完成本科学业之后。《理想国》是当时指定阅读书目中的第一本——紧随其后的是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一位亲爱的朋友送了我一本《理想国》：那是一本精美的精装版本，由葡萄牙著名的古典学家、科英布拉大学教授玛丽亚·海莱娜·达·罗查·佩雷拉（Maria Helena da Rocha Pereira，1925-2017）翻译，由葡萄牙最受尊敬的文化与慈善机构之一——卡洛斯特·古尔班基安基金会（Calouste Gulbenkian Foundation）出版，这本书我至今还保留着。那时候，我对柏拉图、《理想国》、古希腊，甚至古希腊语几乎一无所知。可以说，在各个层面上，我都身处于“理想城邦”之外。然而，至少为了攻读硕士，我被要求踏入其中，理解它，并写作关于它的内容。那种“置身局外”、站在外面向内张望的感受，正是我今天想要思考的出发点：不仅是关于柏拉图的作品是如何被翻译成巴西葡萄牙语的，更在于为什么至今仍有那么多读者停留在文本之外，难以走入其内？
第一道也是最显而易见的壁垒是语言。古希腊语在巴西的教学极为有限，甚至连最基本的学习资源都难以获得。这里可以举一个小却耐人寻味的例子：唯一面向巴西市场出版的葡萄牙语—希腊语词典，最初是在2006年至2008年间以分册形式陆续出版，后来在2022年首次作为单卷本发行，但目前已经绝版。
即便我们转向葡萄牙语译本，也会遇到第二道壁垒：即欧洲葡萄牙语与巴西葡萄牙语之间的分歧。尽管2009年的正字法统一协议在书面上将两者联系在一起，但在实际使用中，它们在语感、词汇和句法结构上却有着天壤之别。然而，巴西市场上大多数现有译本依然沿用欧洲葡萄牙语的文体规范，这无疑进一步拉远了文本与巴西读者之间的距离。在我查阅过的十三个巴西葡萄牙语版本的《理想国》中，绝大多数——其中十个——并非直接从古希腊文翻译而来。大多数译本实际上是基于法语、英语或德语版本，通常也没有明确说明这一点。
迄今为止，巴西出版的最早《理想国》版本出自阿尔贝蒂诺·皮涅罗之手。虽然该书正文中并未注明出版年份，但据巴西国家图书馆目录所载，其出版时间为1949年。这是一次间接翻译——极有可能基于法语译本。据称，第一个直接从古希腊文翻译的《理想国》版本，是卡洛斯·阿尔贝托·努内斯在1950年代完成的，并于1970年代和1980年由巴拉联邦大学重新出版。顺便说一句，他业余时间是一名医生。虽然他对荷马作品的翻译备受推崇，但他的《理想国》译本很可能未达到受过古典希腊学专业训练学者的严谨标准。至于桂因斯堡的译本，虽然该版本从未明确说明，但实际上是翻译自罗伯特·巴库于1930年代末首次出版的法文版本。有趣的是，巴库被列为该书的序言和注释作者——但书中并未在任何地方说明译文本身是基于他的法文版本完成的。
1955年在巴西出版的《理想国》译本
1964年译本
1965年译本
1970年译本
首个确定的直接译本直至2006年才出现，由圣保罗大学古希腊语言与文学教授安娜·利亚·阿马拉尔·德·阿尔梅达·普拉多完成。同年，还有两部译本问世，分别由锡罗·米奥兰扎和埃德森·比尼完成，但这两者似乎都不是直接译本。实际上，比尼被誉为为同一家出版社翻译了整套柏拉图著作和几乎全部亚里士多德著作——这一丰硕的成果虽然令人敬佩，但也引发了关于其译文一致性、透明度及学术严谨性的质疑。2009年，哲学家兼古典希腊学者埃莱阿扎尔·马加良斯·泰谢拉，来自塞阿拉联邦大学，出版了另一部直接译本。总之，在这十三个译本中，有两部肯定是直接译自古希腊文，一部可能是，剩下的十部则不是——这一点反映出我们接下来将探讨的更广泛的模式。其中十位是男性译者，三位是女性译者。可喜可贺的是，在我们确定为直接从古希腊文翻译的两部译本中，一部出自女性之手，另一部则由来自巴西东北部的人士完成——该地区历史上长期受贫困和边缘化困扰，而这一问题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欧洲对该地区的殖民统治。
2006年译本
2009年的直译本
请允许我简要回顾一部我之前未详细讨论的译本：皮耶特罗·纳塞蒂（Pietro Nassetti）于2001年由马丁·克拉雷特出版社（Martin Claret）出版的译本。2007年，巴西内陆城市戈亚尼亚（Goiânia）的一家地方报纸发表了一篇题为《盗版理想国》（The Republic of Piracy）的文章，揭露皮耶特罗·纳塞蒂的译本几乎是对玛丽亚·海莱娜·达·罗查·佩雷拉由古尔班基安基金会出版的欧洲葡萄牙语译本的逐字复制。文章写道：
马丁·克拉雷特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了柏拉图的奠基之作《理想国》。译者是“神秘”的皮耶特罗·纳塞蒂，但并无信息说明该译本是直接从原始希腊文翻译，还是基于英语、德语或法语版本……当对比葡萄牙里斯本著名的、高品质的古尔班基安基金会版本与马丁·克拉雷特版本时，具有希腊语阅读能力的哲学博士冈萨洛·帕拉西奥斯教授感到震惊。这两个译本完全一致。或者说，实际上只有一个译本：即古尔班基安基金会的版本。
马丁·克拉雷特出版社的编辑随后承认该译文存在剽窃行为。他声称当初委托了纳塞蒂这位意大利译者完成翻译，纳塞蒂以翻译英意文学作品闻名，但编辑后来才发现译文是抄袭的。据报道，纳塞蒂在不久后去世，他署名翻译的作品涉及多种语言——包括俄语、德语、英语、法语等——令人怀疑其真实性。当时，一个网络社区这样讽刺他：
皮耶特罗·纳塞蒂翻译了《薄伽梵歌》、《古兰经》、《论语》、《埃及亡灵书》、斯诺里·斯图鲁松的《海姆斯克林格拉》——由马丁·克拉雷特出版社出版的豪华版本——以及直接从巴利语翻译的佛陀全集。
皮耶特罗·纳塞蒂能“读”盲文，还能阅读线形文字B。
他还翻译了《奥兰多的疯狂》成巴西手语，是一部非常精彩的作品，值得一看。
当皮耶特罗·纳塞蒂觉得某件事太简单时，他会说：“这对我来说简直是希腊语！”
表面上看似幽默，但这一事件的象征意义却十分深刻。或许，巴西翻译史上最公然的剽窃案，竟是抄袭了最负盛名的欧洲葡萄牙语译本。正如一位记者所言，这其中蕴含着一种讽刺意味：曾被葡萄牙掠夺的巴西，如今反过来掠夺葡萄牙——这可谓是一种后殖民时代的“回敬”。
然而，在这讽刺背后，更为持久的是一种等级秩序，即巴西与欧洲之间通过语言维系的从属关系。这种对欧洲模式的依赖不仅体现在翻译领域，更深刻影响着巴西人的思维和写作方式，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文化之中。
如果我们回顾所调查的译本，规律十分明显：即便译文并非直接源自欧洲版本，它们在象征意义上依然再现了欧洲的标准。即使是直接翻译，也往往采用欧洲葡萄牙语的语体，忽视了巴西语境中生动多变的语言现实和表达方式。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做法常常导致苏格拉底的语言显得有些陌生且过于高雅，而非《申辩篇》开头强调的那种他在公共场合所使用的日常、通俗的语言风格。
要实现对柏拉图翻译传统的去殖民化，我们必须从语言开始。毕竟，正是通过一本以遥远语言风格译成的单卷本，我和许多人一样，首次接近了柏拉图理想城邦的围墙。我们需要承认巴西葡萄牙语作为哲学表达的合法且富有表现力的媒介，打造出符合本土语言特色的译本。
学习古希腊语是一道壁垒，而我们自身的语言——受殖民历史塑造并受制于既有规范——则是另一道障碍。或许最为强大的屏障，是那无声的知识传统的重压，持续影响着我们阅读、写作和思考的方式。
显然，这一努力不能仅仅局限于翻译行为本身，它还必须涵盖维护和拓展古典文本得以流通和批判性参与的公共空间。确保公众能够接触古典文本，依赖于确保那些能够有效教授、讨论和重新诠释这些著作的场所。
在这方面，哲学在公共教育中的角色至关重要。在巴西，哲学在学校课程中的地位常常受到反对批判性思考和知识自主的政治势力威胁。捍卫哲学教育不仅是教学问题，更是一种政治和认识论的立场。它宣示，古代思想不应成为少数人的特权，而应是属于大众的共同遗产，并以鲜活、当代的语言不断被重新创造。
从全球南方重新想象哲学，意味着重新夺回发声的权利，以及塑造这些文本在当代社会中如何延续、如何与我们共同存在的权利。
基于上述反思，让我们回到把我们汇聚在这座美丽城市——重庆——的那个核心问题：我们如何从全球南方的立场出发，阅读柏拉图，尤其是《理想国》？我不想给出确定的答案，而是想提出一个问题：
我们是否应该继续站在围墙之外，努力跨越它们？
抑或是，我们或许应该彻底推倒那些围墙——从全球南方重新想象那条道路、那种语言以及这段旅程的终点？
（译者：谭鹏，西南大学—帕特雷大学“中国希腊文明比较”联合硕士项目2024级研究生。）
